中國基建出海: 前10月營業額降10.1% 新基建引領化“危”為“機”

  “從3月開始,海外項目開工了好幾次,但疫情一反彈就得停工。轉眼又到冬天了,這一年的確不容易。”12月初,跟隨中國基建承包商“出海”、在東南亞等國為基建工程提供配套設備的一家廣東電器建造商對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如是說。

  根據商務部“走出去”公共服務平臺發布的最新數據,2020年1-10月,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1038.7億美元,和去年同期相比,降幅達10.1%。上述數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全球范圍內傳播的新冠疫情影響了跨境基建業務的短期進程。

  然而,商業行為并不由短期市況主導,而由長期收益、宏觀意義、商業道德等綜合因素在根本上驅動。2020年面對疫情下極具挑戰的外圍環境,中國基建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依然奮力前行。

  中國對外基建正進行產業鏈重塑。中國的一眾對外承包工程公司今年正著眼“危機”二字的辯證含義,將新基建引入行業作為長期發展動力,并在投融資方面尋求以更高水平金融工具控制風險和保持競爭力。

  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會長房秋晨指出,基建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是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階梯。他相信,隨著疫情好轉,各項經濟社會活動逐步恢復,基礎設施投資作為提振經濟、促進就業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有望迎來新的發展階段。

  根據2019年底商務部等19部門提出的指導意見,目前中國將由對外承包工程“大國”向對外承包工程“強國”轉變,將更好地服務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對外開放大局,有效促進項目所在國和世界經濟發展,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積極貢獻。

  基建出海環境更復雜

  2020年,“出海”的中國基建面臨的并不是一個風平浪靜的海域。一家大型多邊金融機構負責人向記者列舉2020年的困難,包括當地市場財政緊絀、基建需求降低、地緣政治沖突增多、主權和公司信用下降……換言之,基建出海變慢了,也變難了。

  數家企業和協助跨境交易的金融機構均向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表示,年內出現了很多新挑戰,比如,基建項目的投融資變得更難。

  一家機械設備制造商對記者具體描述了上述困難:“比如說,承包商的應收款收回期限拉長了,也就影響了接下來的繼續合作;前期的盡職調查變困難了,人不能飛過去(到當地市場),只能靠視頻會議。”

  一家銀行機構負責人說:“由于疫情,很多國家的財政只能先保障醫療、就業,沒多少錢投資基建了。”一名基金行業從業者則表示:“考慮到回報率,現況不是很樂觀,比如融資成本上調,有些國家項目達到雙位數(融資年利率達到10%以上),加上地緣政治沖突多,風控也變嚴格了。”

  綜合主流信用評級機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近期報告可以發現,疫情之下,環球基建業深受宏觀環境影響,主要反映在信用、財政、GDP上的巨大挑戰。

  新冠疫情暴發后,主權信用首先惡化。3月11日,世衛組織定義新冠疫情為“大流行”,之后短短三個月內,國際評級機構標普迅速對117個具有主權評級的國家進行信用重審,并對其中18%下調評級、對其中15%調整展望至“負面”。主權信用評級極大地影響主權債券的利率水平,目前標普評級為B級的烏干達,其最新10年期國債利率高達16.618%,換言之,主權信用低帶來更高的融資成本壓力。

  與此類似的,是公司信用的普遍惡化。比起國家信用,個別公司的信用更不具有融資能力。

  然而,在基建行業“嗷嗷待哺”之際,國家財政這個“媽媽”忙得焦頭爛額。根據IMF的10月《財政監測報告》,新冠疫情令各國推出“空前的財政舉措”,國家財政不僅要負責貸款、擔保和公共部門注資,還要應對疫情帶來的醫療、貧困、失業和不平等擴大等問題。由于疫情沖擊經濟,全球財政不得不增加醫療、就業支出,但與此同時,還要推出臨時性的減稅,導致國家財政收入來源減少。IMF認為,2020年各國政府的赤字規模將進一步上升,占GDP的比重平均要增加9個百分點。

  世界銀行在10月發布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測,全球GDP在2020年將較去年下降4.4%,此外,該行還指出全球經濟的恢復是一個“漫長、坎坷且充滿不確定的過程”。世行指出,大多數經濟體的供給潛力將受到持久破壞,暴露了原本就存在的結構性問題,而GDP的縮減意味著稅收基數變小,令償債變得更加困難。

  但面對客觀困難,中國基建并沒有停止“走出去”的步伐,正在新基建和投融資等多方面積極尋求解決困難的方式。一位基建央企的負責人對記者說:“危機這兩個字在中文里,本來就是辯證的,我們正要尋求從‘危’中找到機會。”

  主導“新基建”

  根據商務部和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聯合發布的《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發展報告2019-2020》,電力工程、交通運輸、一般建筑、石油化工、水利建設、通訊工程、制造加工設施、工業建設是中國對外承包的八大主要工程領域。不過,“新基建”漸漸成為海外基建的重要話題。

  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副會長王禾介紹,高科技覆蓋

  了基建領域的全生命階段,包括機械設備、建設、融資和運營,因此能產生更大的投資需求和增長動力。此外,她介紹,“新基建”的表現領域目前包括5G、特高壓、數字基礎設施、城際高速公路和軌道交通等。

  沃爾沃建筑設備亞洲區總裁Tomas Kuta指出,使用氫燃料電池驅動、具備高連接性聯網功能的機械設備正在受到廣泛歡迎,前者可以減少化石燃料污染,后者則將提高自動化能力。他認為,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和“新基建”,在世界格局變化中展現出領導力,“我們看到技術的創新平衡和重點已經在發生轉移,已經在從西方逐漸轉移到東方,或者重新發生平衡。”

  中興通訊高級副總裁劉健介紹,5G平臺能有效提升生產效率、節約人力。他指出,在高溫等危險作業環境中,5G帶來的無人化操作可以同時節約人力資本、提高安全性。

  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新基建也是沿線國家發展國民經濟的一大重要基礎。中鐵國際集團副總經理方曉乾介紹,該公司在孟加拉參與建設的基礎網絡項目,是該國“數字孟加拉戰略”的載體,包括覆蓋市級、縣級、鄉級的寬帶,以及未來將建設融合政務、教育、民生在內的互聯網接入中心,這將助力“數字孟加拉戰略”的實現和該國數字經濟的發展。

  以金融創新鞏固國際基建成果

  由于短期風險升高、收益率壓力變大,投融資水平成為維護基建項目安全穩定運行的重要決定因素之一。包括銀行、信用保險、基金等在內的投融資機構,需要平衡短期風險和長期發展、平衡收益率和成本。當下特殊的市況要求金融行為適應變化,尋求風險共擔、改善流程適應本土要求、因應新基建采取創新等相應的措施。

  在風險共擔方面,中非發展基金董事長宋磊表示,建議推行PPP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引入私營部門投資,解決財政資金缺乏難題,讓工程建設的乙方轉型成為投資建設的甲方。中國歐亞經濟合作基金首席執行官莫雁蘋認為,可以尋求以知識產權向銀行作為抵押品,或者在股債比例中提高股權融資比例,這將更有利于新基建項目的后期退出。標銀投資咨詢(北京)電力和基礎設施董事總經理國明臻認為,出海基建項目的非主權融資方式有很多,包括PPP、公司融資、當地融資等。

  在業務流程方面,中國海外工程總經理李紅認為,出口信貸需要適應現實情況的變化和國際化的變化,如果審批流程過長,則不利于中國企業在海外參與競標。他指出,投融資效率是在基建這片“紅海”中發現機會、脫穎而出的關鍵。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投資局高級投資專家廖紫薇指出,在審批項目時,新基建項目和傳統項目有很多細節差別。她特別提醒,要注意政策和監管的風險,特別當項目涉及政府補貼、當地定價,融資機構將關注這種補貼是否具有持續性和穩定性。她指出,綠色金融的資本市場合作不僅關乎銀行貸款,還能吸引債券發行、REITs發行,甚至引入國際養老金入股。

  (作者:江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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